内容提要：孙中山研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差不多了”。但研究孙中山不一定要建立“中山学”，正如不建立“马克思学”、“毛泽东学”和“邓小平学”不妨碍对他们的主义、思想和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一样，孙中山学说要根据学者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兴趣自由选题进行研究。要想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在《孙中山辞典》的基础上，组织编撰《孙中山百科全书》。孙中山研究、宣传和学习应有不同的要求，特别是民革党员研究者更要自觉遵守党纪，至于孙中山研究中如何借鉴其他学术研究中的“照着说”和“接着说”并加上“借着说”，各位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不必形同冰炭，势同水火。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分层次的，读者也有不同的需求，研究者完全可以可展其长，读者自会各取所需。

林家有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一个事情，有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他说，家有啊，孙中山搞得差不多了吧。言下之意孙中山被研究得很深入很彻底了，没有什么研究头了。林先生当然不这么认为，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套这句人所共知的话来说，“一切孙中山研究都是当代孙中山研究”，任何人研究孙中山都不会不受他生活时代的影响，没有哪个研究者可说，只有自己的结论没有时代局限性，别人的研究都有时代局限性。因此，只要时代还一直在变——时代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变——孙中山研究就永远不会“差不多了”。

关于建立“中山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至于说为深入学习研究孙中山，推进孙中山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化，要建立一门“中山学”，我倒觉得应三思而后行。目前是既不可行，也无必要。

先说无必要。世上以某个人的姓或名命名的“学”， 中国古代有一些，像孔学、墨学、朱子学、陆王学……但这些基本上是指他们的学说主张，不是一门学问的名称。现代以人为研究对象而称为“学”的不多，好像也就是“莎士比亚”，简称“莎学”，是现代国际显学，另一个也可算得上国际显学的恐怕就是众所周知的“红学”了。但“红学”是以书名《红楼梦》命名的，最近几十年来又从中闹出个“曹学”，算得上是以曹雪芹姓名命名的“学”吧。而关于什么是“红学”，学术界没少打笔仗。有人认为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而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则坚持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大部分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莎士比亚也好，曹雪芹也好，因为他们的生平和著作有许多谜要解，他们这才有“学”可研究，而孙中山一生行迹基本上没什么要索隐的，他的著作即使还有可探佚的，也不会多，更不会特别重要。我们建立“中山学”，所为何来？且不说台湾已有研究孙中山的“孙学”，难道因为没有“马克思学”、“毛泽东学”或“邓小平学”，我们就不能对他们做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钱钟书先生生前坚决反对某些人建立研究他的“钱学”（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不还是有“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所谓“钱学”家，充耳不闻地在“钱研”上挖揭不止吗？

再说不可行。什么叫学（科）？《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辞海》解释为：“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支，也指教学科目，即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它包含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二是高等学校或研究部门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而设立的教学科目。2004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山学”无疑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但如果我们把“中山学”建立成有关孙中山一切的学问，那就会像无所不包的“红学”一样，什么无关紧要的题目都能洋洋洒洒写上一本专著。与其那样，还不如在已有的张磊先生主编的《孙中山辞典》基础上，搞一个包罗万象的《孙中山百科全书》呢？如果搞得像现在的“曹学”一样，搞到最后，会不会出现和华君武先生讽刺的那些无聊的红学家们一样，也来反复考证孙中山是爱吃干饭还是爱喝稀饭，一顿吃三碗还是两碗……这样“中山学” 能“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吗？

关于孙中山研究与“中山学”建立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世上没有“马克思学”、“毛泽东学”和“邓小平学”，并不妨碍我们有那么多的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在深入广泛持久地开展研究。建立“中山学”也不一定就因此而把从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学者吸引过来，更不会把“孙中山学说”研究提高到国际显学地位。不如扎扎实实按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专长和学术兴趣，选取“孙中山学说”中的若干方面，特别是其学说中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部分深入研究，并在广大群众中做好科研成果的宣传普及工作。

说到研究、宣传和学习，我想就我们民革作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在孙中山研究、宣传和学习方面谈点愚见，可能不太中听，姑妄言之吧。大家都知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我认为，还要加一个“学习求思齐”，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既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种研究对象，哪怕是公认的伟人，都不能搞“尊尊”“贤贤”，而应一视同仁地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正如同信主的人不可能研究基督教，他不可能探讨耶稣是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说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半截。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一生研究宗教，但不信任何教派。对研究对象一旦采取仰视的角度，则很难做到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像我所知道的有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几乎把“毛诗”研究变成比赛嗓门似的“毛诗”颂。霸道地不允许别人说 “毛诗”半个“不”字，而且还要建立“毛诗”几乎天下无所不包的所谓这个学那个学——可惜至今也没建全。既然研究无禁区，那么只要研究者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研究。但话又说回来，同样是研究，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及怎么研究还是大有讲究的。除学术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考虑外，选题有价值有无大小之分，而“价值”的判定是不可能离开意识形态的。前面已说过任何人研究“孙中山”都不能不受他所处时代的限制，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也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今天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研究孙中山恐怕就得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研究价值标准；二是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利于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三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反对学阀学霸。至于研究成果的公开宣传，还得遵照有关规定，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凡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都不能出笼。特别是作为参政党一员的研究工作者，也得要像中共党员一样，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当然不是说我们参政党的党员研究者都要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只是想强调不要试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而已。学习孙中山，是要学习孙中山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就是要继承发扬他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这是民革党章规定了的，作为民革党员的研究者，必须遵守，这一点不能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像他的十年之内造十万公里铁路的豪情壮志（我们一百年过去了，据铁道部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才77965.9公里，也还没到十万公里），似不必亦步亦趋了吧。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照着讲”、

“接着讲”和“借着讲”

哲学家冯友兰说：“对待古人的东西有两种态度，一是照着讲；二是接着讲。照着讲，实际就是还古人本来的面目，重述古人的东西；接着讲，即从古人的东西出发，将古人提出的问题向前推进，开出一个新局面，达到一个新境界。”冯友兰先生这里说的“照着讲”，是指研究刚开始时，要能够按照哲学的本意进行阐述而不走样；“接着讲”，则是指在这个基础上，把哲学的一般概念与自己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相联系、相印证，强调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照着讲”和“接着讲”，可说是研究工作的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我觉得在研究和学习孙中山的这个问题上还要再加一个“借着讲”。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六经注我”，或者就叫“借题发挥”，讲前人或别人没讲过的新话。

我借冯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在孙中山研究中既要“照着讲”（继承），也要“接着讲”（发展），还要“借着讲”（创新）。孙中山研究——叫不叫“中山学”无关紧要，也和任何其他一门科学一样，它的生命力是一个传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三者缺一不可。孙中山思想深厚，学识渊博，业绩广泛，足迹遍布全世界，任何人恐怕都不敢说他对孙中山的研究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些研究者对所谓孙中山研究低水平重复问题，痛心疾首到咬牙切齿的地步，我看实在大可不必。因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分不同的层次。且读者也有不同的需求，这就是我要对冯友兰先生的话“借着讲”的用意所在。

我觉得到今年（2009年）孙中山诞生已经143多年，去世也84年了。既然我们大家都承认孙中山是伟人，那么总要有一批又一批的研究者来“照着讲”，把孙中山的主要思想学说一代一代原原本本地传下去。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未必不正是高水平的宣传学习——真理不怕重复。邓小平不就说过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如果哪位研究孙中山的大专家，能写出一本堪与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相媲美的《孙文学说ABC》，其作用就一定比写一篇具有国际水准的论文小吗？至于又有人，在已有人写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孙中山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再能结合时代特点“接着讲”，有所开拓，有所发展，当然也于孙中山研究功莫大焉。要是还有人，研究孙中山学说，能像邓小平那样，对马恩列斯毛“借着讲”，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那就不仅仅是对孙中山研究无与伦比的贡献了吧。

最后说说有关孙中山评价的分歧问题，因为最近有些人在网上恶炒，争议孙中山到底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要恰如其分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多少年前就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都曾有过激烈争论。现在，在对待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也大有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之势。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是以今律古，用今天的条件、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古人，以现在的眼光、现在的标准去看待古人。二是我们的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古为今用的一面，对反面人物，往往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比如袁世凯；对正面人物，又往往为增其美而夸大其功，比如孙中山。要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要全面地、历史地看，真正做到不臆断、不编造，爱而知其恶，憎而不掩其善，是其是，非其非。孙中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很复杂的，他不是超人，更不是神，自然有失误，有缺点，不能摆脱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我们要研究的是，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同时，对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要根据确凿的证据来探讨他的得失，追究其原因，这样才能够深入确切地理解孙中山。最后再借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就是如果我们对孙中山的研究和评价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则庶几矣。

作者简介：汤明珠，民革安徽省委会参政议政处副处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