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明珠    赵永成

    内容提要：在上个世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孙中山以其卓越才能与卓著功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世纪伟人的崇高地位。孙中山之所以能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并让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是与他有着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加上他根据对欧美资本主义的考察，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密切相关。以此为基础，他对振兴中华民族方略选择做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前无古人辉煌业绩，诸如民族团结、唤起民众、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素质等等，直到现在对我们也还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在振兴中华方面既适乎世界潮流又合乎民族需要，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虽言革命，但更重和平，更重经济建设的思想特点，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继承发扬的。

    关键词：孙中山国情 振兴中华 方略  选择

    历史，可以说是一个难以穷尽的研究领域。人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是需要反复研究、反复验证的。历史学家们研究讨论每一段历史，目的总在于弄清事实，并试图从中获得启示与教益。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终究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古往今来，多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多少亭台楼阁灰飞烟灭，多少帝王将相昙花一现；而孙中山却作为一种信念的象征，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受到后人的无尽缅怀。可以这样说，在上个世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孙中山以其卓越才能与卓著功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世纪伟人的崇高地位；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尽管圣贤伟人频繁登台，英雄豪杰层出不穷，但堪与孙中山比肩者，寥若晨星。

    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然而毕竟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共和民国。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推翻清朝的胜利，当然有多种原因，但孙中山对于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初期的中国，最基本的实际情况，一是民族不独立，包括国内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一是社会生产力落后，两个问题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就是根据对中国国情的这种认识，加上他对欧美资本主义的考察，提出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1905年11月26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学说从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今天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国，要从哪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上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拿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拿中国要做到同现在的列强达到平等的地位，……就是从国际上列在平等地位；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生主义，就是弄到人民生计上、经济上的平等。那么这个样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能实行，中国也可以跟到列强同步，不久也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新中国。”[1]显而易见，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给现实中国对症下药，民生主义则是鉴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积重难返，想要作一番未雨绸缪。

    一、     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振兴不可缺少的前提。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重要基石，也是指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思想武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促发了的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从深度上看，它把摆脱外来侵略的民族独立与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以及建立富强的近代化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确立了起点。从广度上看，上述思想观念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宣传鼓动，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影响，极大地扩大了民族自觉者群体，从而，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不仅塑造了一代人，而且启迪了一代人。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面临“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危险局面。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为此孙中山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号召国民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不过，他反对狭隘的、偏激的复仇式的种族革命。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达到，但在经过辛亥革命之后的无数次艰难顿挫后，他强列地认识到其实民族主义还没有做完。“我们这个民族，处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的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世界上最贫弱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3]正是在复兴中华的大前提下，在振兴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基础上各种政治力量汇合成一股洪流，在分裂动荡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合力救国的局面，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充满了光明与希望。

    二、     唤起民众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坚实基础

    辛亥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很快又悲剧性地失败了。这次革命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它第一次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旧的封建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权。而它最大的失误，也就在于迫于内外形势，同旧势力妥协而让出了政权。革命政权的得而复失，正是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封建政权的失而复得。中国又陷入了北洋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的灾难深渊。孙中山没有在失败和困难面前退缩却步，他冷静地反思过去，以坚毅的革命意志，重新探索前进的道路。1919年他在一次讲演中痛心地说道：我们因为满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结果，所呈的现象比满清尤坏，八年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这里说的“地底陈土”，无疑就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存在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认为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的社会支柱。他这时已经深刻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民国的政治之所以不良，最根本的原因，一是没有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二是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不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两座大山”，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都是不可能的。要搬掉这两座大山，决不是像辛亥革命那样可以轻易实现的，更不是当时已经分化涣散了的国民党所能完成的。为了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制定新的革命纲领，孙中山断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更切合国情的解释。他明确指出：“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疑者。”“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4]关于民权主义，宣言强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5]对于民生主义，则规定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孙中山随后又提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的革命没有基础。”[6]为了解决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他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经过孙中山重新解释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就这样具有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质。这种思想飞跃，不论是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在革命实践上，都使得孙中山振兴中华愿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使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大大超越了第一个高峰而达到了第二个高峰。

    三、发展经济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直接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开篇。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他指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解决民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此外，孙中山还提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地区协调、贫富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等等。

    这里我们想特别提出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来加以论述。孙中山虽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他绝不反对向帝国主义学习。针对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两种倾向，他说：“中国人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7]孙中山认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严重缺乏物质技术基础，缺乏人才，要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老路亦步亦趋必然是行不通的，而必须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少走弯路，迎头赶上，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说：“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8]孙中山明确说过：“欧美两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门家、发明家，以为我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9]他说：“何为资本？世人多以金钱即资本也。此实大谬不然。夫资本者，乃助人力生产之机器也。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10]孙中山反复强调引进机器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只有效法西方，采用机器大生产，才能够立足于现代世界之中，并且将来赶上西方国家。“吾国既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时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1]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解决人才问题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多向国外派留学生和利用国外人才。“至于人才问题之解决，则有二法焉：一为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学校肄业，毕业而后，再入各种工厂练习数年，必使所学能登堂入室，回国能独当一面以经营实业，斯为上着。然此非十馀年后不能成功，而当此青黄不接之秋，急须治标，故二为广罗各国这实业人才为我经营创造也。此种人才，经此欧战之后，多无用武之地者，在我能罗致而善用之耳。”[12]他又在《建国方略》中说：中国是“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但也有妄自尊大、目无他国的积习，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犹有闭关时代的“孤立之性”，不谙世界各国“相互为用，互助以成”的道理，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自己又“不善治家”，才造成清末“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局面。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要把“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作为“兴国之要务”。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还特别强调，首先，引进外资不应损害国家主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自己立于原动地位，则断无危险。”[13]其次，引进外资应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反对地方与民间完全自由地借款，以保证主权完整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避免政治借款，引进外国私人或公司财团的商业性借贷，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勒索与控制。

    四、     提高国民素质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根本保证

    孙中山曾多次精辟地阐述人才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重要作用。因而他首先把目光投注到教育上。晚清时期的中国，教育十分落后。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说：“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失教亦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14]孙中山，深感这是国家衰弱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为此，他精辟地指出：“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15]  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青少年教育，使事业后继有人。他指出：“今日吾中国，尚在痛苦之中，如欲脱离此痛苦，而建一完全强大之中国，其至重要之责任，只在吾具有完全人格之全体青年。”[16]“革命的青年国民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当在本党的旗帜之下为中国之主权、为青年国民之利益，为全体国民之利益而奋斗。为本党之前锋，当干青年之事业。土耳其之复兴，出于土耳其青年之奋斗。俄国之复兴，出于俄国青年之奋斗。中国之复兴，亦当出于中国青年之奋斗。”[17]

    其次，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孙中山晚年把精力更多地转移到改造国民性上来。他高度重视国民素质对建设、维护共和政体的重大作用，把塑造国民素质视为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他从近代中国国情出发，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注入鲜明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内涵。揭示出我国国民素质应当具备的新精神风貌和道德规范。视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变革成败的大事。他说：“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18]“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19]孙中山殷切期望通过塑造新的国民性来改造中国社会面貌，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塑造国民素质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国民思想革新的工作，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20]，从回复人格入手。他大声疾呼：“我们人类的天职，是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我们要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是想得到有一个机会，令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以改良人格来救国。”[21]国民素质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体能素质和心理道德素质等，共同构成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形成国民综合素质。

    20世纪出现的三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都有其振兴中华的思想理论。是他们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孙中山开辟开民族振兴之路，到毛泽东奠定民族振兴之基，再到邓小平进入民族振兴之境。就孙中山民族振兴思想而言，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既适乎世界潮流又合乎民族需要

    人类进入19世纪后半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孙中山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对之进行利用和改造，开成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他反复说明，他的民族、民权两大主义是所有愚昧落后的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而民生主义是为矫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弊病提出，就是社会主义，也是绝对不可阻遏的。

（二）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是一个整体，但在实行上却很重视尊重现实的需要。即主张首先进行政治革命，以解决民族民权问题。至于民生问题则通过社会革命也就是通过建设来解决。他说：“因为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国家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谈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22]至于建成的民国，孙中山说：“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至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公仆也。”[23]人民是指革命对象以外的一切人。在这些人当中再也没有政治等级之分。他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以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24]

（三）虽言革命，但更重和平，更重经济建设

    孙中山是革命家，他也以鼓吹革命著称。但从他理论总体来看，他更重和平与建设。他说：“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伤国民的元气。”[25]又说：“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26]而“实业的发展，为兴国要图，为救亡之急务。”[27]他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其表述本来是可以突出为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的，但是他却从来不这么说。因为过于突出其“反”的一面，就不符合孙中山这两大主义的深刻丰富内涵，更不符合他所主张的更为重要的积极建设的另一方面目的。

2005年4月5日

作者简介：

汤明珠，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

赵永成，中共中央党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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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上海〈中国晚报〉所作的留声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4、325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

[3]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188-189页。

[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6]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3-23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3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348页。

[10]《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3页，中华书局， 1985年版。

[11]《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13]《在广西南宁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

[14] 《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 《在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17] 《致全国学农工商通电》，《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65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9]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8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15-31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2] 《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学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3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5]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7]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